高丽国都开城府。

松岳山南麓皇宫会庆殿内，高丽君臣正在商议昨日收到的边疆急传。

消息是紧挨女直曷懒甸咸州城的定州传来的大宋朝皇商同舟社商队结束女直之行，由完颜银术可护送南下，欲借道高丽返回大宋，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个所谓的大宋皇家商队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书和印信。

高丽虽小，官制和仪礼、舆服却是先参照大唐，后模仿后周和大宋，朝廷各部堂一应俱全。

殿上，大臣们纷纷针对所司发表意见。

有人质疑宋朝商队的真假，本讨论国究竟该将其扣留还是礼送出境；

有人担心这个商队就是宋朝派往女直人的使团，会给刚刚勉强稳定下来的高丽、女直关系带来难以想象的变数;

也有人拿出一堆不想干的政务上奏，似乎想要转移话题；

还有人提醒女直人和大辽朝廷剑拔弩张，高丽作为大辽的藩属国，宋人商队非正常情况出辽境这么敏感的事，是不是该先派人告知辽朝北枢密院。

持续百多年的“华化”和“土化”之争，铸就了高丽朝臣多看风向少讲实话的官场风气，一众大臣看似发言积极，其实全都是没用的废话。

登基满八年，年已三十四岁的高丽王王俣看着一众滑不溜秋的臣子，心下有些厌烦，挥手宣布散朝，只单独留下守太尉吴延宠。

“太尉，女直人那边有哪些动静？”

守太尉吴延宠本籍大宋海洲，归化高丽，科举及第后，深得先王王熙和当今国王王俣两朝高丽王的信任，即便在六年前担任副元帅攻打女直人的战争中，先胜后败，为平息国内舆论，和元帅尹瓘一同被夺职，但随后仅一年又复职，三年内先后任守司空中书侍郎平章事、守司徒和守太尉，是高丽王王俣的绝对心腹。

“王上，自去年大辽春捺钵头鱼宴上，完颜阿骨打公开跳反后，女直人就一直在加紧整军备战，应对大辽随时可能到来的征讨。曷懒甸之地的女直游骑去年就开始缩小巡逻半径，以臣推测，女直人短期内，当不可能对我国有所图谋，也不希望我们对他们有形势误判。”

“女直人与大辽之间的大战何时可能爆发？”

王俣没有询问女直人和辽朝之间会不会打仗，女直人与大辽之间必然会爆发大战是高丽朝廷早就形成的共识，他最关心的只是战争发生的时间和烈度，以及本国介入这场大战的时机和方向。

“这得取决于辽人究竟如何定义女直人的威胁，只是，从前些年曷懒甸大战辽人的迟钝反应来看，臣以为，辽人这次恐怕还是会坐失良机，战争最终应该是准备充分后的女直人主动发起。”

曷懒甸之战是高丽人难以抚平的痛，指挥这次大战的元帅尹瓘战后同样被夺官，但他拒绝朝廷的复职任命，并于两年前郁郁而终，作为那场大战还活着的最高指挥者，吴延宠每次提及此事，都不想恨不得活撕了当朝平章事崔弘嗣，当年，正是此人带头给王上施压，使得战争最终功亏一篑的。

王俣注意到吴延宠脸色变化，但他也毫无办法。

高丽太祖王建本是松岳出身的豪族，早年投身泰封王弓裔的麾下，后来在其他豪族的支持下推翻了弓裔。

王建登上了王位后，不得不对豪族势力妥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命都难出开城府周边。

直到第四任高丽王光宗王昭即位，王权才初步安定，光宗目睹惠、定两朝由于豪族跋扈造成的政治不安局面，力图振作王权，但令他悲哀的是，整个高丽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制度的层面，可供国王利用的资源都非常有限，光宗不得不从外部寻找破局的资源。

光宗的办法是采取“华化”政策，借中原王朝天子之威、中华之制以革新高丽固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从而达到打击豪族勋臣势力、加强王权的目的。

中原此时正值后周世宗治下，两个有为之君各有所需，一拍即合，随后，高丽曾三次遣使后周，后周也派官员、士子帮助高丽改革，并在高丽成宗后，逐步形成定制。

从那时起，大量后周以及其后大宋籍的官员便充斥高丽朝堂。

所以，高丽持续百多年的“华化”和“土化”之争的根源乃是王权与豪族权力争夺，曷懒甸之战不仅是“国运”之战，也是王权与豪族权力之战，本身就掺杂着借战争消耗豪族兵力巩固王权的动机在里面，一开始就做好了应对豪族反扑的准备。

可惜，谁都没料到势力微弱的女直人竟然有那么惊人的魄力和韧性，由于迟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高丽王王俣最终没有顶住以崔弘嗣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反弹，此战之败真不赖前线咬牙坚持的统帅。

王俣转移话题，问：“大宋此时派出商队出行女直，究竟有何图谋？”

“大宋通往女直的海陆通道均被辽朝和我国阻隔，我国好歹与大宋邦交正常，大宋若真有意派遣使节，最大的可能性应是直接借道我国往返，这个商队来历蹊跷，臣以为是他们不可能是使团！”

王俣一时没反应过来，道：“可女直人故意将他们送过来，就算是假的，也是真的了。”

“王上，臣以为，女直人也不想坐实这个商队使团的身份，不然的话，此时，女直人应当派出相应的使者，以解决曷懒甸遗留问题为借口，直接带他们来开京了。”

难道女直人想借我们之手除掉宋朝商队？王俣没觉得女直人会有这么天真。

“太尉请接着讲说”

“当此辽朝即将大变，我国解决北部边陲问题的绝好时机，每多一分变数，都会影响我高丽北进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