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非常清楚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臣子，是怎样的一个人能文能武，胆大包天。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徐泽不敢做的事！

其人跋扈如此，摆明朝廷治不了他的态度，让赵佶极度恐惧。

究竟是有什么底牌，令徐泽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天子心中震怖，却不敢将此事公之于朝堂，

真要由臣子放开讨论，绝对会掀起轩然大波，将自己置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赵佶召来几位重臣，决定先小范围讨论此事。

不知道事出太急，皇帝忘了，

还是故意为之，天子居然没有召在家休养的公相蔡京。

武将带兵闹事，还闹得如此理直气壮，这是要上天了啊？！

新晋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郑居中抢先开口，弹劾登州知州王师中渎职。

称其人庸碌，出任登州数年，几次捅出好大篓子，

正是因为王师中无能，才致徐泽这类武臣无法无天，闹出如此大的乱子。

王师中昏聩软弱至此，丢尽了国朝士大夫的脸，

不惩办，不以平士心，泄民愤。

至于徐泽，只是个狂妄无脑的莽夫。

换一任强硬敢为的知州，遣三五衙吏，就可轻松捉拿此人。

郑居中此举明显是借机发难，试图继续打击蔡京一系，进一步扩充自己在朝堂的影响力。

天子心如明镜，不置可否。

少宰兼中书侍郎刘正夫时年五十有四，比蔡京小了整整十五岁，但身体极差。

才坐一会，就满头虚汗，只在郑居中发言后，说了三字“臣附议”。

此人能让赵佶记住，是当年蔡王府狱扩大化，涉案人犯不断攀咬，越抓越多，已经刹不住车了。

刘正夫入对，徐引“尺布斗粟”之谣以对出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喻兄弟间因利害冲突而不和。

替天子找到台阶解了围，于是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

赵佶乃谓刘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

实际上，此人并非什么道德君子，恰恰相反，也是个迎时上下，持禄养权之人。

蔡京出相后，刘正夫“欲附翼之”，多次跪舔。

老蔡罢相后，刘正夫又和郑居中暗中助其复相。

因其人与蔡京极其厌恶的刘逵走得极近，使得蔡太师虽赖其助，亦恶之。

但正是因为这点，才让皇帝决定任其为相。

见刘正夫身体确实不适，赵佶赶紧遣人送他回家。

知枢密院事邓洵武见郑居中和刘正夫都坚定倒蔡，皇帝却不表态。

自己不能再附议了，但又不想明确支持蔡京。

乃只论事，不论人。

先说此事终究只是徐泽一面之词，难免失于片面，

最好等其余当事人奏章送到，搞清楚状况，再做讨论。

而且，夏人刚陷泾原路靖夏城，

西军正在全力应对夏国，暂时难以调动大军。

这点正是赵佶担心的。

徐泽是诡计多端还能打硬仗的战将，其部又是经过平夷之战的强军。

真要是逼反了他，极有可能致京东两路糜烂。

稍有不慎，京畿也会动荡。

在没有把握拿下此獠之前，喊打喊杀，绝对是自找麻烦。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先召宰执重臣，以控制知情范围。

中书侍郎侯蒙是京东东路密州高密人，密州和登州之间，仅隔着一个莱州。

其人更加在乎祖籍的稳定，对徐泽和登州的关注也更多。

侯蒙先是仔细分析徐泽任官以来的所作所为，认为此人虽然胆大妄为，行事无忌。

但也胸怀天下，关心民生，从没有做过残民之事，并非祸乱苍生的残暴之徒。

而后，侯蒙又强调辽国国灭指日可待，大宋北伐在即，境内也不安宁，正是用兵之际。

提议先稳住徐泽，既然他口口声声忧国忧民，那就正好以这点为由钳制此人。

待日后需要平难伐国时，动用大军时，再调徐泽部兵马。

若其人听调，则化害为利，登州危机自除；

若其人抗命，朝廷外挟大义以诛此贼，也能天下人心服口服。

赵佶心下稍安，重新恢复镇定。

尽管没有一个臣子给出立即除掉徐泽的意见，

但众人旗帜鲜明，认定徐泽是逆贼，必须除，这就已经足够了。

身为天子，自带大义。

只要还能牢牢掌控“公道人心”，就不用担心徐泽这类不知天高地厚的武夫能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