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百余年的持续战争，早就让“西军”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属性。

变成了诸多利益既得者相互捆绑，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团体。

让这个以对夏战争为主要业务的政治团体，

丢下细水长流的夏国稳定业务，转而去做风险极大的辽国一锤子买卖，

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的生意？

而且，这单生意做失败了还好说，

即便伤筋动骨，只要“夏人的威胁”还存在，西军就能从头再来。

可一旦做成，大宋就完成了对夏国的战略包围，虚弱的夏人搞不好就直接跪了。

原本做了百年的夏国业务，也可能会变成了一锤子买卖，

这显然不符合“西军利益共同体”的长远利益。

行伍出身的刘法，未必就能懂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但作为西军的领军人物，其人身边必然不会缺人“出谋划策”。

在各种综合意识影响下，刘法或有意，或无意对西军战略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些意见当然有很多会与锐意北伐的童贯背道而驰，双方的分歧和矛盾由此产生，

并随着时间的延长和北伐日程愈近，逐渐扩大。

实际上，童贯是不想和刘法发生冲突的。

他虽然统帅西军，却不属于西军的一员，

童贯和西军之间，本质上讲，只是一种雇佣与合作的关系。

其人并在乎手下将校是否对自己言听计从，也在乎西军是否有自己的利益，

他只在乎在有生之年，出色完成从皇帝手中争取到的灭辽复燕项目。

而西军恰好是这个时代，最能接下这单买卖的“乙方”，仅此而已。

很可惜，“西军利益共同体”对这单业务评估之后，兴致缺缺。

对此，童贯的做法并不是抖威风，使蛮劲，

而是尝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有一定的效果，但也只是有一定的效果而已，

这中间，始终梗着一个叫做刘法的“项目经理”。

童贯做不通刘法的工作，转而去动员赵隆、种师道等人，

但几乎所有西军重将都明确表示反对。

其人与赵隆论及燕云之事，以高官相诱“君能共此，当有殊拜。”

赵隆却答复“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

刘法不表态，任何人都不会支持童贯。

童枢密使无奈，只能迁赵隆知西宁州，随后又迁温州防御使。

其人打算慢慢剪除刘法的羽翼，提拔军中的少壮派，最后再抛开刘法单干。

但刘法的“扯蛋”，远不仅表现在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上。

三年前，因为李雅阿卜的错误情报，夏国梁多凌统军来攻大宋定远城。

随后，大宋皇帝命童贯统帅全部西军，坚决反击贼心不死的夏人。

刘法在此战中，于古骨龙遭遇夏右厢军主力数万铁骑，

其人毫不畏惧，亲领主力迎战正面。

两军鏖战正酣之时，奉刘法之命的赵隆部奇兵又突然杀出，

攻击夏军侧翼，敌军大败，斩首三千级，为历年来少有之大胜。

打败夏军后，刘法又于古骨龙筑震武军城。

一年后，刘法再次出军，猛攻仁多泉城。

夏军慑于刘法的威名，亲王李察哥部数万人不敢应战，

仁多泉城守军久无援兵，只能投降。

刘法却在夏人降后，下令屠城。

此举不仅没有恐吓到夏人，反激起了彼辈奋死反抗之心。

朝廷以打促和，先压服夏国，使其短期内不要搞事，

再集中精力图谋战辽国的战略图谋由此落空。

短期内，大宋与夏国失去了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

双方不得不长期屯重兵于边境，不断拼国力消耗。

大宋的国力虽然比起夏国雄厚，但处处用兵也是捉襟见肘。

就在一年前，因为宋夏之战，西军“抽不出”兵力支援泸南的平乱，

不得不抽调厢军性质的登州刀鱼战棹巡检司官兵赶赴泸南，

由此给了徐泽一战成名的机会，养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军头。

还让童枢密使稀里糊涂里结怨了梓州路转运使赵遹。

仁多泉城被屠，童贯初时以为刘法只是贪图战功才下此狠手，

后来，越想越觉得此战从头至尾都充满了疑点。

经过几年的观察，其人总算看明白了——

刘法等人就是故意违反军纪，以此激怒夏人，并把西军长期拖在对夏战场上。

这帮军头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想种铁杆庄稼，年复一年地打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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