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孟子节文》，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孟子》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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