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挽回人心？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持臣子和军民对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么就越宣扬什么，对大宋这种屡屡败于外敌的王朝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百年顽敌的夏国献表称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还别说，差点让他们逮着了机会。
半年前，带族人南迁的折彦质向朝廷上奏了夏军趁河东大战入侵丰州一事。
随后，大同却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与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时，便明确将夏军侵占的地盘也划了过去。
以此推测，同夏两国应该打过仗，而且夏国战败了，被迫退出了河东路。
教主道君皇帝认定夏国得罪了强敌已然走投无路，乃给坐镇陕西的豫国公童贯下了一道秘旨，要求其人劝夏人派使来宋，商议宋夏两国联手遏制大同之事。
彼时，夏国正占着辽国的土地，还与金、同两国干过仗，形势极度不妙。
尽管退出河东路丰州并向大同赔礼道歉后，正乾皇帝就没有再穷究小国的责任。
但夏人此举就是在悬崖上走单绳，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个时候确实不能再招惹宋人。
收到童贯的邀请后，夏主李乾顺便以贺天宁节为由，派使者前往大宋。
天宁节乃是教主道君皇帝的诞辰十月初十，彼时才是六月份，时间显然太早。
不过，李乾顺只要一个派使大宋的体面借口而已，教主道君皇帝也不会在这事上计较，因为其人真正的生日并不是十月初十。
而是五月初五，乃是传说中的“恶日”。
东汉王充所撰《论衡》云“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
又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同时代的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亦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生于五月初五日的赵佶幼时就曾被送到宫外抚养，以免在宫中妨害父母。
其人登基后，便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十月十日，并定为“天宁节”，还制定了隆重繁琐的上寿礼仪，希冀借此祛邪趋吉。
宋夏相争百余年，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两国严重缺乏政治互信。
夏主李乾顺虽然接受了童贯的邀请，却根本不信宋人会与本国联手抗同。
退一步讲，就算教主道君皇帝真有此意，他也信不过一打大仗就拉垮的宋军。
因此，其人交给使者的任务是稳住宋人，阻止他们借机讹诈夏国。
若是大宋朝廷咄咄逼人，开得加码太高，夏国就投靠大同转而威胁大宋。
结果证实了李乾顺的猜想。
夏使到达东京后，赵佶安排了几个臣子一番威逼利诱，要求夏国对照之前事辽的规矩，向大宋进誓表纳款。
若夏人照办，大宋则承诺为其从中斡旋，保证同、金两国不敢欺凌夏国。
可惜，夏使早就得了国主的明确吩咐，坚决不肯接受大宋的外交讹诈，被逼急了就以本国投靠大同攻宋相威胁。
眼见硬的不行，大宋君臣又只能来软的，对夏使贿以重利，并授其誓诏，夏使却是脑子一根筋，仍坚辞不敢。
无奈，赵佶又授意馆伴使强行将誓诏塞进夏使的行囊中。
夏使也是被宋人这一番无耻至极的操作给整懵了，没有再推辞。
但辞仪之后，其人返回夏国的途中，又趁着大宋馆伴使不注意，将誓诏丢入道旁的沟渠之中。
随后，此誓诏又阴差阳错地被一过路的行商发现，辗转许久后，又并上交给了朝廷，由此闹出好大的风波，真乃百年罕见的外交丑闻，丢尽了大宋的颜面。
而夏国方面，其国主李乾顺也一言成谶，真的投靠了此世最强的大同帝国。
为了报复大宋趁火打劫对本国的羞辱，李乾顺抱到正乾皇帝的金大腿后，便再度遣使入宋，约定来年夏军将与同军一起来开封府问候圣天子。
至此，大宋踩夏国自抬身价的行动彻底失败。
教主道君皇帝这一番魔幻操作下来，不仅没能提振本国人心，还遭到夏国的反嘴威胁，国内人心更加慌乱。
搞不定外敌，就只能转而搞定内部了。
这方面，教主道君皇帝听取了老国公蔡京的不少意见。
其人并没有一味搞大型庆典活动以粉饰天下太平，尽管这一套对大部分底层无知百姓颇为好用。
但对真正掌握话语权的特权阶层来说，这种手段就太低级了，他们更在意的是朝廷能否保障他们的利益。
针对这一点，教主道君皇帝其实并不迷糊。
赵佶非常清楚赵氏江山要想长久，就绝不能一味满足特权阶层无止境的利益索求，世间也没有任何王朝能满足得了他们。
其人登基以后，全力支持蔡京设党禁，并改茶盐税、行方田均税法等改革。
最终成效暂且放一边，初衷当然是为了揽权捞钱好供自己挥霍与享乐，但其中也包含了其人限制巨室富户权益，以维持国祚长久的想法。
这才是赵佶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不得人心”的真正原因。
本来，经过前些年的混乱，天下有识之士已经对教主道君皇帝失望至极。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辽地立国的徐泽却做得更过分。
此贼不仅不顾百姓死活苛税重赋竭泽而渔，还戕害世家大户逼大族分宗迁徙，更毁圣教之学以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分裂圣教。
如此一来，实际也一直尝试削夺大户利益的大宋反而更“得人心”了。
在老国公蔡京的分析下，为君多年深得政治斗争精髓的赵佶敏锐地意识到了天下人心的微妙变化。
上元节之后，教主道君皇帝召已故郑国公富弼之孙富直清、直亮、直柔入宫，询问三人家贯学问后，传诏有司将其尽皆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