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依然拥有仙源县的合法掌控权，若是周宪逃到瑕县后，就以孔氏造反为由蛊惑知府徐处仁派兵围攻仙源县，事情可就闹大了。

孔氏在仙源县的势力虽盛，却是诗书传家的斯文人，于造反一事真的很不专业。

大宋禁军打不赢同军，可打起普通的造反者却是手到擒来。

不过，徐知府饱读诗书，未必会听周宪的一面之词。

毕竟，一般的文官都很难下决心对圣人子孙动刀子，哪怕孔氏真有造反的嫌疑。

但时局严峻，衍圣公前脚才走，孔氏后脚就驱逐县中官吏，不是造反也是造反。

背上了如此坏名声，之前孔端友又何必为了家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当务之急是控制事态影响，想办法消除误会，绝不能让圣人子孙背负造反暴徒的恶名。

问题是如何说服徐处仁？

肯定不能大咧咧派人去瑕县，去了也说不清楚。

孔氏若没有作乱的想法，之前为什么不出面制止民乱，又有谁有能力在孔氏的眼皮子底下掀起动乱？

这个答案并不难找。

孔端操最终接受了族中智者的建议，将责任推给了大同帝国。

反正大同共建会对袭庆府的渗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至于各县的政令都难出县城。

只有共建会有动机也有能力鼓动泥腿子趁机闹事，也背得起这口锅。

而徐知府为了官帽子，应该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着引发两国大战的风险公然处置境内的共建会组织。

绝妙的点子，可惜遇到了人心惶惶的局面。

仙源县共建会闹事的消息传到四十余里外的瑕县，竟然变成了同军从天而降，攻入仙源县的恐怖谣言。

更绝的是，袭庆府守军偏偏信了这谣言。

不仅深信，还被吓得直接撒丫子逃跑。

大宋王朝就这样儿戏般地丢了袭庆府，罪魁祸首孔氏也彻底失去了向大宋朝廷洗清身上污名的机会。

更惨的是，陈达奉命率军进入攻入瑕县后，就迅速接管袭庆府六县一监，却拒绝接受孔端操的献表。

原因很简单，孔端操既不是代表儒家圣人子孙的衍圣公，也不是大宋正式任命的仙源县令，更没有据城与同军一战的实力和胆量。

其人的身份如此尴尬，有什么资格向大同帝国献表？

献什么表？

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的接连神奇操作，使得仙源孔氏不仅在大宋王朝挂上了乱臣贼子的恶名，也失去了与大同帝国讲价的资本。

而随着同军入驻袭庆府的，还有大批基层行政人员。

其中，宗法最为严密的孔圣人故里仙源县又受到了重点照顾。

直到此时，孔端操总算真正知道了“正宗的共建会”与渗透他国的生产互助组织共建会是两个不同的形态。

大同帝国深入基层的社会治理体系注定会与世家大族的利益相冲突，最终必然有一方要做出让步，或者被让步。

孔端操已经不敢再奢望大同朝廷的衍圣公爵位了，其人就算再驽钝，也知道只待大同帝国完成了对仙源县的掌控，孔氏将再没有机会维持往日的富贵。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千年来的族内利益分配不均而引来祸端。

其人没有胆量发动族人对抗大同帝国对仙源县的改造，只能破罐子破摔，在被自己已经玩臭了的孔氏子孙身份上继续做文章。

于是，孔端操重新拾起了之前自己丢掉的《孔子改制考》，借此阐述孔氏对大同的无限忠诚，希望能够直达天听，以求正乾皇帝拉孔氏一马。

《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便在同宋两国掀起轩然大波。

该文的内容荒诞无比混淆是非倒在其次，撰文者乃是享受孔子福泽千年的嫡脉子孙，吃祖宗的饭却砸祖宗的锅，才真是厚颜无耻突破下限。

很快，袭庆府动乱的“真相”也被大宋朝廷逐步挖掘出来。

孔氏享受了大宋王朝百多年的礼遇，却在关键时刻背反朝廷，如此无法无天忘恩负义之徒，难怪会做出此等数典忘祖的丑事。

大宋朝廷将孔氏的地位抬得那么高，并不是孔氏为大宋的创立与稳定做出了多大贡献，而是文官治国以文驭武的政治需要。

时人汪洙《神童诗》中有名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生动阐释了读书人的高贵与光明前途。

圣人孔子思想培养出来的文官就是高人一等，血脉纯正的孔圣子孙也应该高人一等，这就是大宋王朝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

所以，就算孔端操丢尽了儒家的脸面，大宋朝廷也不能将孔氏打倒而打自己的脸。

于是，衍圣公孔端友毅然抛家弃族，与赵氏共存亡的忠肝义胆便在大宋朝廷刻意宣传下，与孔端操的无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此证明圣人子孙还是知礼守义的，忘祖投敌的只是一小撮缺乏教养的不肖子孙。

尽管这一部分人在数量占绝大多数，却没有资格代表孔氏，能代表孔氏的，只能是承袭了衍圣公爵位的孔端友。

为了增加说服力，大宋朝廷还公布了一则神话：

衍圣公孔端友负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夜泊汝水，奉像舟覆浪中，有三神人逆流而上，得之江滨。公焚香祷谢，烟篆“鲁阜山神”四字。

以此尽力遮掩孔端操一系列愚蠢行为对孔氏、对儒家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

至于孔端友身为孔氏当代宗主，却不能以儒学和宗法管教好自己的胞弟，则被大宋朝廷选择性地忽视了。

国家的宣传机器本身就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一切宣传都是为了政治需要。

两国相争的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大宋武夫确实不敌同军，但在更有底蕴的文化战上，大宋文官士大夫们不惧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