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的回归，既让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感受到自己皇位随时不保的压力，也给了其人解开河东路死结的机会。

之前，面对朝野舆论和折可求、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军头请战的压力，赵佶点头同意了派军救援太原府。

但其人又害怕出兵救援会召来徐泽的报复，只能以筹备钱粮调动军队需要时间不可莽撞为由，拖住出征日期。

其实，教主道君皇帝扯的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借口。

打仗是死生大事，必须慎重对待，确实慌不得。

宋军以往数次针对同军的战争行动遭受失败，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始终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就算情况再紧急，也不可能诏令一下数十万大军就能立即开赴前线。

朝廷筹集奖赏钱粮、军队调整战备状态、发放钱财进行开拔动员等等，都需要时间。

以大宋王朝的动员机制和军队的战备状态，这种级别的大战动员再快也做不到一个月内完成。

所以，教主道君皇帝的这个借口是站得住脚的，并算是耍赖。

好在昊天玉皇上帝再次显圣，“拖”字诀起了作用。

再三确认了徐泽确实离开京东路后，赵佶才召集文武重臣，重新部署开封府防务和派兵支援太原府之事。

可供参考的情报太少，大宋君臣讨论来讨论去，也搞不懂徐泽在河北和京东路浪荡了个把月，却要在这个时候返回燕京的原因。

但要想救援太原府，并借河东路的有利地形打一个翻身仗，眼前就是最好的时机。

若是拖到太原府陷落，大同在河东路站稳了脚跟，大宋就只能被动等待同军南下了。

十一月一十六日，教主道君皇帝下诏，明确太原府、隆德府和平阳府对于大宋帝国的重要性，以示朝廷坚决守住河东路绝不退缩之意。

并加封三府官员的职位，以褒奖他们危难之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兵马抵抗侵略的积极性。

为解太原府之围，大宋朝廷决定派出三路大军北上，其中：

以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师道之弟）为河东路制置副使，统帅五万兵马，部署在东线，为大军主力，由怀州经太行陉北上，进入辽州榆社县，直击太原府榆次县。

命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率三万兵马，部署在中线，由闻喜县进入绛州，经平阳府北上，进入汾州平遥县，直击太原府太谷县，以策应种师中。

命奉国军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刘延庆之子）率两万人，部属在西线，由永兴军路绥德军经吴堡寨，过石州，进入汾州西河县，直击太原府文水县。

三路大军互为支援，约定十二月初五日同时发起进攻。

这一战的最低战略目标是解太原府之围，如果能将同军赶出河东路那就更好。

但无论赵佶，还是要坚持出兵的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人都明白，这一战的核心还是以战促和，不求真能收回失土，只求能够让大同重新审视大宋的力量和决心就行。

为了满足军头们打赢这一仗的要求，教主道君皇帝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其人不仅没有再派出为人诟病的文臣或宦官掌军，直接以种师中为都统制，以姚古、刘光世、折可求为统制，彻底放开掣肘，还准许统兵大将们调动使用已经进入辽州、威胜军和汾州的各地救援兵马。

如此一来，三路援军总兵力超过了十六万，在山道难行的河东路，这已经是宋军能够调动且展开的极限力量了。

若是还打不赢，那就真不能赖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