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亡了，没有朝廷统筹全国力量，凭借一隅之地继续对抗大同帝国绝对是以卵击石的愚蠢行为。

但只要同军还没有打上门来，又有几个人愿意一点好处都没有，就交出自己掌控的社会资源，然后任由大同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随着赵构逃出同军追击并登基建国，这些观望的残宋势力在遭受大同沉重打击前，更不会主动投降。

如此也好，同军在两浙路、京西南路的扩张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新收取的淮南和京西四路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治安战要打。

在平定境内动乱并初步完成新拓之地社会改革之前，大同帝国不宜继续盲目扩张。

同宋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将会出现大战暂停，小战不断的摩擦状态。

如此一来，大同帝国之前划分的战区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徐泽随即调整了同军的兵力部署：

其一，第四军战区调整为京西北路，主要作战方向为陕西路宋军；

其二，第五军战区调整为淮南两路，主要作战方向为江南诸路宋军；

其三，增援第六军两个师，其军部移至杭州，以尽快拿下两浙路剩余州府。

其四，组建第七军，军正为岳飞，战区为京西南路，主要作战方向为荆湖路和蜀地，并协助第四军、第五军作战。

陕西、江南、荆湖、蜀地、两广等地的地理特点都明显有别于一马平川的中原，很多地方都不利于大规模骑兵和炮兵的快速投送。

不同的地理特点决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大战再次开始前，各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对残宋势力的压制，并研究本战区的新战法，以备将来的统一之战。

另一边，岳飞攻破临安城后，将赵佶、赵桓两位昏君和赵宋皇室一锅端，为了押送这些人和被俘的大臣北上，其人专门分出了三千人，由郝思文带队。

大冷天里离开舒适的皇宫，在风雪中步行前往数千里之外野蛮荒凉的大同帝国皇都迎接未知的命运，对这些身娇肉嫩的贵人来说，绝对是件足以要命的大磨难。

俘虏们一路磨磨蹭蹭哭哭啼啼，行进速度慢得可以，走了大半个月仍在河北路境内，甚至还落到了正乾皇帝车驾的后面。

不过，这些人走得慢也不全是坏事。

事少吸引了沿途百姓的围观，也算是大涨国威的一件喜事。

押送的同军军士只是远远隔开围观百姓，并不禁止他们的指指点点。

特别是进入河北以后，强烈的今夕对比，早让受尽灾难的各地百姓对腐朽的大宋王朝深恶痛绝，不少人携老扶幼，争相目睹宋室的丑态。

随“二圣”北上的赵宋大臣原本以为这些本是宋民的百姓，肯定有心向宋室的忠臣义士，肯定会周济俘虏们，让同军不敢太过分。

甚至，搞不好还会有人冲击同军，让自己趁乱脱逃。

却不想沿途所见皆是百姓的指点、嘲弄和谩骂，赵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何矯、中太一宫使唐恪等人不堪受辱，相继绝食而亡、咬舌自尽。

消息报至正乾皇帝御前，徐泽不置可否。

赵宋王朝已经灭亡，被俘的赵氏昏君、妃嫔和宗亲等，因为身份敏感，肯定要圈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强迫接受劳动改造。

但其朝臣却不可能真的全部关押到死。

因为如此做不仅是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也显得新朝皇帝没有包容天下的胸襟。

大同的疆域不断扩张，人才缺口始终存在。

而传统的士大夫既有田产美宅权势富贵的物质利益需要，也有入世治国施展平生抱负的精神追求。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乃是读书人的终身目标。

至于这个帝王姓赵，还是姓徐，甚至姓耶律、完颜、孛儿只斤，区别肯定有。

但在只有一个选择的情况下，所谓的气节，能值几个钱？

作为志在天下的王者，对旧朝臣子应该分化、瓦解、打击、使用并举，择其可用者而用之，择其不可用者而弃之。

愿意接受改造，并为新王朝实心做事的，还是要给机会。

对于那些始终不愿接受现实，仇恨抵触大同者，徐泽自然没有耐心慢慢改造他们。

本就不是大同需要的人，死了就死了！

就这样，正乾皇帝的车驾不急不缓地继续向前，并一路视察沿途政事。

但在进入河间府束城县后，徐泽却命车驾加快速度。

因为燕京传来消息：内阁学士赵遹突发恶疾。

赵遹曾是徐泽的忘年之交，也是后者挖到的第一个能臣干吏，还是其同舟社事业扩展期炙手可热的社务部长史，又是大同帝国的国丈。

无论哪种身份，都是尊贵无比。

只因其人当年公开质疑正乾皇帝欲要建立新秩序的大决心，而被徐泽逐出中枢。

赵遹这几年先后出任辽东路和京东东路、河北东路巡抚使，表面看，皇帝对其恩宠不减当年，实际却是逐步被边缘化。

因而，当其子赵永裔出知河间府后，为避免父子同地为官的嫌疑局面，年逾六旬的赵遹便以年老体弱不堪重任为由再三请辞。

皇帝最终从了其人之请，并加其内阁学士，实际是彻底闲置下来。

赵遹这些年其实早想通了自己被边缘化的原因：

不仅是与皇帝执政理念相左，更重要的是身为外戚，不可任显职。

从这点上讲，陛下一直都很清醒，时刻都能分清公与私的界限，坚决不给后世留下可以借鉴的“前例”。

但其人本是劳碌命，一旦闲下来，多年的隐疾便再难压制，终于一病不起。

……

ps:真实历史位面，金人举兵，（宋钦宗）召（赵）遹赴阙，寻卒，其病逝的时间比本位面还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