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兴六年已经即将走到了末尾。

虽然说斐潜和曹操依旧在对峙，但是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其实都将目标转向了旧有的那些势力。

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有时候斐潜会在想，为什么三国在后世会是一个持久吸引了许多人的时间段，或许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里面的人物，或许是因为在其中发生的故事,但是更多的，依旧是在这一段混乱之中碰撞出来的那些人性的光华。

不仅仅是有光明的，也有黑暗的。

有卑劣的出卖，也有璀璨的忠义。

每個人，从皇帝到士族，然后再到普通的百姓,都在这样的混乱碰撞之中，迷茫,寻找,挣扎。皇帝不知道大汉怎么了，士族知道怎么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百姓最能体会到了其中的惨痛和苦楚，但是说不出来。

乱世的挣扎，才是三国。

将一个硕大的大汉王朝摔碎了给人看……

零散，破碎，不成型。

每一片都是大汉，每一片也都不是大汉。

有人想要重新建一个，有人想要将其补完整。

而现在,曹操朝着荆棘迈开了腿，举起了刀。

但是有人认为曹操这样做没意思……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觉得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新的时代和旧的时代的碰撞,文化的演变,能让他们多吃一碗粉么？就像是颍川传来了变化和消息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在意,只是在研究着自己究竟能不能在青龙寺里面占据一席之地，亦或是新来的女官甄宓那套裙装真漂亮,身材真窈窕，若是能那啥，便是那啥啥……

『大汉之风，又是有些变得轻些了……』

堂内，坐着的都是大儒。

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被认可的学者。

除了庞统荀攸等大员之外，还有郑玄，司马徽，黄承彦，庞山民，令狐邵，崔林，谯并，董永，张裔，王冲等等……

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的人比较有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部分区域内有些名头,但是不管怎样,今日坐在堂内，都代表了一个相同的身份，就是三色旗帜之下的带盐人。

大汉需要带盐人。

若是大学者不做声，难不成天天去听小学徒咋呼么？更何况小学徒也未必能发声。

这就是斐潜应对之法。

嗯，其中的一环。

在青龙寺当下，有了越来越多的话题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斐潜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学者都召集起来，相互通个气，以免在某些环节的时候出现误伤，亦或是不小心导致了整体思想上的偏差，至少不能被颍川的风给吹歪了。

这个气，就是风气。

大汉风气。

有时候这个话题会显得比较空泛。

可对于当下的这些人来说，这个话题刚好。

因为斐潜就是要让这些人在青龙寺里面去带领，去转变。或许就像是曹操一样，去面对荆棘，去举刀砍伐。又比如管宁的『薄葬』理论。这个切入点其实很好，但是当下撬动的也仅仅是其中一点，而斐潜需要带动整个的面。

当斐潜说『大汉风气』的时候，众人就相互看了看，或是沉思，或是振奋。

因为，文人其实比较喜欢『风气』这个词的，有时候动不动感慨，亦或是指点江山的时候，就喜欢用上这个词语。

斐潜所言，自然也不是随口乱说。在整个大汉，从西汉到东汉期间，风气确实略有变化。有时候说『风气』此词太空，但是又是大汉上上下下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和群体意志的外在表现，也是大汉文化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现之一。

『汉初，偏急，偏轻，锐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斐潜缓缓的说道，『时有杨子云有曰，当取重去轻，取四重，去四轻，以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为佳。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故以轻求重，乃汉初之风，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子亦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也，其意乃相合也。』

斐潜说到了杨子云，川蜀几名学子的腰杆明显挺直了一些，神采也略有飞扬状。毕竟这个曾经的川中翘楚，也算是给川蜀好好的涨了一波脸。

在两汉的时代风云变化之中，从汉初最开始的『轻狂』到了后期求其『稳重』，这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事情，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会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前秦太短，而汉代算是第一个长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自然更有些别样的意味。

郑玄点了点头说道：『汉初多狂放急切，君臣无礼而立，以至有饮酒争功，妄呼以醉者，更有甚者当庭拔剑恐吓击柱之辈，皆因无礼而起，狷狂太盛之故。』

斐潜微微点头。

基本上来说，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期，都会遇到的『一百五』定律。一百五十人以下，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领导，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这个人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定律或许有些偏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组织架构管理上面的问题。就像是当下，斐潜的政治集团逐渐的扩大，最底层的官吏和斐潜的距离在被不断的增大，除了在斐潜身边的这一群人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斐潜，并且受到了斐潜的影响之外，那些中层，或是底层的官吏在长期外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水镜先生司马徽也说道：『汉初叔孙通依世谐俗，制定朝仪，以定规矩，乃分轻重，此为长治久安之要也……』

对于在厅堂之内大多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

而当下斐潜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就很自然的被众人认为是类似于光武帝这样的举措，是为了提前安排和告诫群臣，要约束自身，要兢兢业业。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一方面说明了斐潜并非想要完全摒弃经文，驱逐儒家，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斐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者，能够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领导者是亡羊还不补牢的……

『如今天下轻悍好斗，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人皆轻心，动则攻剽椎埋，亦有劫人作奸者不知凡几……』

『当荡涤烦苛之法，每事务于宽厚是也……』

『正是，若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擎誉喧赫之辈为上，恐事不安民不宁，社稷难以稳固，天下亦不得安生啊！』

『骠骑大将军如今以进贤良，摒绝贪腐，退弃酷苛，正是仁厚之政，天下之福也！』

『虽说如此，然律不可尽免。所谓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鹫者，当严惩不怠！』

『……』

讨论相当的激烈。

东汉人崇尚道德，社会上盛行谦让之风。

嗯，至少是表面上的。

在东汉初期，在生活中上上下下身体力行，谦让之态蔚然成风。并且这种谦让的范围是十分广泛，凡对他人的忍让、恭顺和对名利的推让都可以被称为『谦让』。

此类事迹在《后汉书》中十分常见，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沽名钓誉。就像是后世有人排队，相互谦让，然后发现有人不排队，结果还占据了好位置，这尼玛还让个屁？

因此对于『插队者』的惩罚的力度和速度，也就决定了是否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

一方面要认识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另外一方面也要建立一套对于『利』的标准，否则定然会有人『不避刀锯之诛』，疯狂的追逐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