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英国人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因为机器纺织的特性，他们很难如同手工业者那样做到极致，更何况那样一来他们在成本方面的问题更大。要知道，棉布从印度到中国，要运输费用、要保险费用、要进出口关税、要给买办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再下血本增加产品的机织布的用料，那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

与之相比，纺纱、织布完全是中国农民的副业，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把自己的花费的时间和人工成本计算在内的，这使得土布的成本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再加上中国人对于现金的重视，他们不是很乐意花费现金购买生活用品，因此能够用鸡蛋、粮食、水果、盐、皮革、药材等物品交换到的土布就具备了很高的竞争优势，将洋布打得落花流水也就很正常了。这个时候，英国人除了如历史上那样动用非经济和市场手段以外，别无他法。

东岸人这会遇到了和历史上英国人一样的麻烦。因此，从本土运来的棉布，多年来往往只就地行销于远东三藩内，反倒是一些呢绒制品在清国境内会有一些销路，这一点，南方开拓队上下其实早已明了，故他们此番设厂生产，主要面对的其实还是本地市场罢了，对于打入清国境内获取利润，实在是没太多信心。

当然了，纺织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特例。在这个行当，东岸的机器纺织业很丢脸地没法和土布进行竞争，但在诸如钢铁及金属制品行业，东岸人则可以轻松地吊打满清、南明和大顺，黑水生产的铁器、钢条行销各处，就连清国都在想方设法从登莱或宁波走私回去，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

而东岸人除了在宁波解禁设立了纺织企业外，还通过专利授权、合股集资等方式，吸引外来及民间资本，投资了多家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如奉化溪口造纸厂、鄞县城西毡毯厂、定海砖窑厂、四明山焙茶厂、南方印刷厂、宁波煤气公司（东岸煤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鄞县水厂等等。

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趁着最近几年技术解禁的风潮设立的，就如同山东那边在胶烟线两侧及烟台、威海、胶州等港口城市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样，是执委会放松对远东三藩工业发展限制的成果。虽然目前这些企业生产的多还是关系国民生活的日用品，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基本仍锁死在库页岛的范围内不外传（尤其是使用蒸汽动力生产的企业），但和以前对比，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这些企业的设立，无疑对繁荣宁波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至关重要。以设在定海县的沿海服装厂为例，该厂今年承揽到了为李顺政权制作三千多套呢绒军服的订单（为军官定做），同时也承接了为浙江新军第五师新招募的军士提供两千套军服的单子，为此不得不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生产规模，额外雇佣了数十人加班加点制作军服。

再比如由南方开拓队政府、奉化县政府、台湾银行及一些宁波商人联合投资25万元巨款建立的四明山焙茶厂，就雇佣了七百多工人，生产砖茶五十多种，日产量达九千余篓，通过半机械化生产的方式，将茶叶的生产成本降了不少下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宁波人、登莱人也可以买得起这种廉价的砖茶。

政府投资两万多元成立的鄞县南方印刷厂，雇佣工人三十余名，年产值超过了一万元。县里民间跟风上马的从事铅印、石印的作坊也不少，往往只投资数千元，雇佣5-10个小工，就可以开一家刻字馆，利润还算不错。

慈溪县的兆兴碾米厂，投资7.5万元，雇佣工人近百名，平均每天生产大米五百担左右，年产值大概在150万元上下；同样是慈溪县的公益蛋厂，采用新式机器碎蛋，每天最多可碎蛋二十万个，生产的蛋粉行销整个宁波、登莱及黑水地区，获利颇丰。

宁波府大量的闲散资金及一百数十万的人口，给这些似乎一夜间勃兴起来的工业企业提供了良好了条件，而这些自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东岸人着力经营宁波三十年后积累下来的财富。这种财富厚积了三十年，一朝去除束缚后，立刻在政府的引导下，爆发式地发展了起来，进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正如马文强在他主持的干部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时人类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性产物。全新的生产模式、全新的管理制度、全新的科技早已在本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五十年，宁波虽然无法做到如本土那般程度，但优先发展一些关系民生的基础工业，却也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能给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财力，以便他们能够在如今越来越难以捉摸的中国大陆局势中做出各种反应。”

其实，正如马文强会议上所说，本土解禁远东三藩民用工业的限制，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三藩辖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对应的自然是开拓队政府调配资源能力的增强，因为他们掌握在手头的财富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