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舍都没有上锁，进门第一间囚舍里就住着两个单身汉，根据门上贴的发黄的纸条表明，他们一个是转正的波兰非国民，一个是明国移民。前者罪行是信奉邪教，后者罪行是偷了公家的牛羊，两人说穿了犯的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但在如今鼓励犯人流放（美其名曰流放刑期可以抵1.5倍以上的正常刑期）的大环境下，这些人都被各县乡法院、地区巡回法院的法官们一纸判决书给送到了边疆地带，以充实边境的人口数量。

两个囚犯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身上像蜘蛛一样长满了毛，眼睑低垂，有气无力。赵科放眼望去，这个面积约二十多平米的囚舍内除了几件简单的木质家具外，什么也没有，连一颗铁钉都看不见，也是寒碜到了极点。

这件囚舍的对面则住着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头，但看资料显示他才四十岁左右，来自明国松江府华亭县。原本是一位经营香烛生意的商人，没甚特殊才能，只靠着祖传下来的店铺一家人维持生活。来到东岸后，原本是到巴西高原一带垦殖的，结果他的家人因为一场疫病而死了个精光，他本人又犯了点事——将借贷自西北垦殖银行的粮种、牲畜给吃了，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已累计欠银行本息数十元了，结果直接被法院判决后发送到了智利——最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也是惨。

赵科有些怀疑，靠这些缺乏精气神的人，是否真的能够将垦殖工作做好。不过以想到板条屋监狱这些年运转正常，甚至已经以其为核心发展出了一个不小的定居区，他就释然了。人求生的欲望真的是很强的，即便是眼前他看到的这种“烂人”，应该也不全然是那种死气沉沉，活一天算一天的人吧？或许真如某些监狱干部们所说的，他们的这种要死不活、有气无力、麻木颓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确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保护自己不在漫长、危险且残酷的服刑期内被摧残过甚。而一旦他们服满刑期，被监狱方面授予完全归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之后，他们的积极性和对生活的渴望，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很多人甚至还会从老家将妻子儿女也接过来，一起在原本的服刑地一带定居，成为本地的新增人口。

巡视完了全部两百多间囚舍后，赵科回到了监狱广场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恍如刚刚从地狱回到人间。板条屋和兔儿岭两座监狱，虽说给越境垦殖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毫无疑问环境也是极差的，说白了这就是在用流放犯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在换取东岸人对这些蛮荒土地的占有与开发。

查完了囚舍，随后众人又去粮库、武器库、矿石场、马厩、食堂、浴室、柴房等地查看了下——说是监狱，其实这和一个堡寨也差不多，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尤其重点查看了一下粮库。赵科曾经在保义县督促农业工作多年，对农事还是非常了解的，因此重点询问了粮库里粮食的构成及来源，得知粮库里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本地自产的黑麦和土豆，三分之一是来自南方的小麦、土豆、玉米和腌肉，剩下三分之一则由骡马队在夏天时从山东面的朔方县运来，一般是小麦和豆子，有时也有一些油料和其他高级食品。

“粮食供应还算凑合，基本符合国家规定的流放犯人伙食补贴标准。我们的账目也是很清晰的，从南方或朔方县采购的各类食品的账都有据可查，伙食补贴剩余的资金，我们也按人头分发给了名册上每个流放犯人，确保不会贪污属于囚犯们的任何财产。”留着两撇漂亮的八字胡的监狱长信誓旦旦地向赵科保证道。他的态度很恭敬，因为从今年开始，板条屋监狱和兔儿岭监狱是归司法部与南智利地区行署共同管辖了，赵专员一跃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由不得他不小心翼翼。

“犯人们的情绪也非常良好，至今逃亡的屈指可数，且多数也已被缉拿归案。这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监狱安排的活计其实并不是很重，无非就是伐木、修路、挖矿、捕鱼、种地及运输罢了。哦，对了，还有轮流去湖边（后世皮里韦科湖）戍守，充当驿站驿丁及码头的力工，其实都是在囚犯们忍受范围以内的工作，所以并没有激起大规模的逃亡事件。”监狱长继续说道。而且，说到这里时，他也是十分自豪的，像附近的西班牙殖民城市里，经常有“米塔”制下被强制过来服劳役的印第安人，这些原住民们的逃亡比例是非常之高的（当然死亡率也很高），可见西班牙人是非常残酷地压榨这些人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便如此，这些印第安人苦役的劳动效率还远远没有东岸人这边高，这除了双方文化和文明方面的差异外，更多的恐怕还是管理艺术的差距。

“那就好，那就好。兔儿岭监狱沟通东西要隘，地理位置很是关键，再加上附近又盛产国内工业、军事都很急需的硫磺，经济价值亦是不小。当然了，刨除这两方面的作用，板条屋、兔儿岭两座监狱，也是我们国家向北进一步蚕食肥沃的中央谷地的桥头堡，作用也非常巨大。大家都知道，如今西班牙王国早不复百年前的盛况，国势江河日下，民众困苦不堪，军队连战连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