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是罗汝才把大元帅律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当年刘承宗要删师巫邪术罪的时候，专门召集诸将商议过这事儿。

咱元帅府正经人少啊！

老百姓也好、当兵的也罢，信个弥勒佛、传个白莲教、摆个坛城做个法、烧香当吃饭、符水做饮料，这些诡异行为就算不是常规操作，也属于见怪不怪了。

一个师巫邪术罪砸下来，王自用那个三劫营有一个算一个肯定都得斩了，还能把西番、蒙古二旅的高级军官干掉一半，两个旅的军队直接成建制发往天山卫，正好流放三千里，没一个冤枉的。

刘承祖或成最大赢家。

刘狮子也没办法，留着这则条文，能影响整个大元帅律的公信力；删了这则条文，也无非只是担心民间结社的那些会道门。

反正他也不怕民间结社。

刘狮子造反起家，秀才流寇化、流民军事化、流贼北虏化、士绅坐寇化、官军流贼化、甚至还有王自用这种通三教吃黑白的，咱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

民间结社才哪儿到哪儿啊？

对他来说，民间结社只是一种非常低级的组织形式，底层逻辑很容易破解，他的元帅府是全民结社，只要百姓能吃上饭，对封建会道门的防御力就是无敌。

如果他治下百姓吃不上饭……饭都吃不上了，还操心会道门？头等大事肯定是找饭吃，如果能吃上饭，刘承宗甚至愿意勉为其难地自己出任会首。

罗汝才把这事儿报到凤翔府，就是耍了个小心眼儿，既不违背军法，也不需要担责任。

而刘承宗，不反感这种小聪明。

实际上他非常确信，李嘉彦对这个传教士多多少少是有所了解的，毕竟之前李嘉彦是宝鸡知县，去年秋季的蝗灾，治下出现这种玩神迹的角色，知县不可能啥也不知道。

所以才会把事情报告到自己这里，否则他肯定直接在凤翔府把传教士杀了。

对于这事儿，刘承宗本来都不想搭理。

只是李嘉彦毕竟新降不久，这又是向他询问的第一个问题，这才在马上写了封回信，让人带给李嘉彦，叫他问那传教士两个问题。

第一个，会不会铸炮。

不会，就按大明律的师巫邪术罪，处以绞刑。

第二个问题，是愿不愿充入元帅府军中铸炮。

愿意，就充入王文秀军中做铸炮工，让军匠严加看管。

不愿意，则按大元帅律的造妖书妖言罪，判处斩首。

至于其他对错、道理，刘承宗觉得三观偏差太多的人，没必要沟通太多，就好像他只和王自用探讨造反方式，从不聊其他东西一样。

物质世界的人和迷信世界的神，言语上是鸡同鸭讲、行为上是对牛弹琴，把时间精力投入到这件事儿上属于浪费生命。

大战当前，跟乾州城可能会死掉成百上千条人命的攻城战相比，一个传教士的性命，就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

不过城外大营里，师襄和杨国栋都没有领会到刘承宗提问的用意。

刘狮子的问题是，守铳比攻铳强，他们又该有什么办法，但师襄回答道：“还请大帅借中军战铳三十位，压制城头火炮，我临洮旅部将士必用命狠攻，抢下城池！”

刘承宗有些失望地转头朝帐外看了一眼，回过头道：“我是问，若我没率军前来，你们这八千军队，对这座城有什么办法？”

师襄和杨国栋面面相觑，俩人都没攻城经验，这其实也不算他俩有问题，毕竟明军从朱元璋时代往后算，二百多年来，战场攻城的次数屈指可数。

而就在这少量战例当中，守军火炮比攻城军队强，就更罕见了。

一般都是明军的火炮比敌军强，在战场上形成完全压制的局面，就比如万历援朝时的平壤之役打鬼子，初六围城、初八进攻，当日拿下平壤城，小西行长部一天减员一万一千三百。

这年头攻守城池的战役，有炮打没炮，交换比就是很夸张，后金的黄台吉率领八旗面对防守完备的城池，也只能在辽东不断重复焚烧尸体退走的过程。

而截至到五年前，后金八旗，本身就是这二百年来两京一十三省最富有攻城经验的部队了。

杨国栋本来想在大元帅面前露一手，搜肠刮肚的把自己过去听来的、学来的攻城方法讲一讲，不过被师襄拦住了。

世袭军官出身的师襄，对攻城的了解比杨国栋这些老兵多得多，如果让他说，他能从白天讲到黑夜，但他觉得不能说。

俗话说知己知彼，师襄认为自己掌握攻城知识并不会比其他将领多，而面前的刘承宗，则是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攻城指挥官，整个西北在他面前就没有雄关坚城。

此时此刻，师襄说任何关于攻城的话都是班门弄斧。

所以师襄非常顺滑地低头抱拳，语气诚恳：“请恕卑职愚钝，还望大帅传授卑职攻城之法！”

怎么说呢，刘狮子觉得这个师襄特别像大号加强版的任权儿。

还没等刘承宗开口，边上站着的张献忠先忍不住了，撩起官袍拜下道：“杀鸡焉用牛刀，城内狗官擅杀我帅府使者，既然师旅帅攻城经验尚浅，不如此事就由咱礼部讨回公道！”

在刘承宗看来，张献忠的表情，就是在向他重申早前的判断：师旅帅没啥本事。

不过张献忠说话不招人待见是一回事，其投降元帅府之前是西北攻破城池数量最多的将领也是事实。

在攻城这方面，西旅诸将确实比元帅府的嫡系将领要有经验。

“若叫张尚书围攻此城，需要什么？多久可破？”

“回大帅，我别的都不用，就用蒙古旅两个千人大队、临洮旅这六千人就足够了。”说着，张献忠抬手张开五指道：“五日，必为帅爷攻下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