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就是在每岁两税的配额上进行调整，根据人口、土地、财产、富庶程度等条件，而划定诸道税额。沿袭自唐时的两税制，有一个看起来很先进的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根据前一年所得标准制定征收额度，然后摊派天下。

如此固然减少了朝廷的麻烦，但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理念，看起来是贫富均差，但是因为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并因户数变化而定额不变，而造成贫着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

毕竟，在人口流动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都愿意往富庶的地区谋生，而人多了，摊薄下来，需要缴的税反而少了，穷的地方则反之。

当然，两税法如果只是弊端的话，也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历代废除，这是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采取的税法，并在此制的助力下，商品经济得到腾飞，社会活力得到释放。

税额可以通过朝廷更改均衡，通过强权推行，但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个弊端，就不得不重视了。那便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在两税税制下，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当下，情况还不严重，人口还不多，土地富余，但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因此，为了在此方面加以限制，决定增加土地交易税，课以重税，但凡买卖土地，买卖双方皆缴纳两成的税。

关于土地的问题，刘皇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摊丁入亩，并不是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利器，且以大汉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到那一步。

当下，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大发展的效果，助力经济腾飞。

除以上两则之外，在其他方面，同样体现着重农的思想，比如之前在东京引起风波的粮价政策，对于种地的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全国各地兴建义仓、增加公粮储备的政策，除了对凶荒的预防之外，也考虑到，在丰年之时，由官府出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百姓手中购粮，一举两得。

另外，由于官府收税，以货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缺少钱绢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吃亏，以三年为周期，制定一个商贾购粮的最低价格。

总之，此次的开宝新政，主要目的，就是减轻黎民的负担。大汉的农民，可以说获得了自开国以来最好的优待。当然，他们也值得，毕竟在过去的十五、六年，就是靠着对他们的剥削方才有实力去建立功勋，成就大业。